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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灿铭小楷写经随想

读刘灿铭小楷写经随想   顾工

   刘灿铭博士以书法享誉全国近二十年,为推动江苏青年书法贡献卓著。尤让我感慨的,是他在繁忙的工作和事务之暇,一直保持极其勤奋的创作。近蒙其出示小楷《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四十二章经》长卷多件,颇觉震撼,略记感想如下。 大草与小楷 书法是表现中国人思想、情感的艺术。天地万物皆有动静两极,书法也有正草各体之分。推至极限,就是小楷和大草,一个是在小范围里把握精微,一个是在大开合中凸显气象。有趣的是,擅长大草的书家,往往也会在小楷中下功夫,把小楷作为草书价值的另一种释读。如“草圣”张旭,就留下了工整严谨的楷书碑版《郎官石柱记》。明代草书大家祝枝山,同时以小楷称誉于时。兼擅正草二体,历来是对书家能力的巨大挑战。 刘灿铭博士说:“人的感情的两极是“大喜”与“大悲”,在这两种情形下人们往往都会流泪,这说明人的情感的两极有某些共通之处。同样,小楷和大草可以算是书法的两极,致广大而尽精微,这也是我孜孜以求的目标。”其近期的书法创作,不但主攻大草和小楷,而且已经向草书和楷书的纯粹化方向发展,基本看不到行书或行草相杂的作品。这种纯粹化体现了一个艺术家理性的自觉,即抛弃了书法实用、通俗、美观的一面,而追求形而上的艺术精神。其大草文字,常人不能释读;其小楷风格,常人不能欣赏。他在形式上隔断了自己作品与世俗世界的联系,从而在精神上更为优游不迫、卓尔不群。 写经与艺术 所谓写经,就是抄录的经书。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年代,佛经必须通过手工抄写来复制和流传。当时许多寺院都供养了专门的抄经人,按照一定的格式规范来抄录佛经。所以自汉至宋,产生了大量的佛教写经,保存至今的主要是魏晋北朝写经和唐代写经。 当这些写经在20世纪进入书法家的视野之后,一直面临着不同观点的质疑。例如,写经是书法吗?抄经人是书法家吗?这些经卷可以作为书法范本吗?许多人认为,从写经的产生缘由、实施过程、社会功用来说,它与艺术一点扯不上边。这些经卷从来就没有被人们当做艺术品看待。但是,20世纪以来的一部分书法家从中发现了与经典书法系统大相径庭的的用笔、结构特点和审美趣味,将之引入自己的书法创作;并为了解释自己作品的历史渊源,坚持要将古代写经纳入古代书法遗产之中。也就是说,古代写经本不是艺术,只有当现代人用艺术的眼光去看它,它就变成了艺术。 但这种看法有着很大的漏洞。古代的甲骨刻辞、钟鼎铭文、隶书刻石、小楷公文、日常信札,没有哪样是为艺术而艺术。它们首先是体现政治、经济、社会功能的实用品,审美属性始终是相对次要的,但几乎没有人将它们排除在书法史之外。写经如同其他宗教艺术一样,也有对选材、工艺、样式、规范的要求,以便更好地满足其宗教功能。敦煌经卷中有些抄经的练习品,可以证明写经书法也是需要练习,并按统一的要求加以规范的。经卷的书写水平明显有高下之别,高水平的写经难道就不是艺术吗? 近现代书家对敦煌书法的学习,以沈曾植、沃兴华最有影响。沈曾植推崇字字精美的唐人写经,沃兴华则心仪字形和章法生拙、奇逸的北朝文书。刘灿铭小楷取法魏晋北朝写经,却不像沃兴华教授那样着意强调个性的表现,而是沉潜古法,摈除杂念,力求原汁原味地吸收,在有意无意之间透露个人的趣味。 写经与信仰 抄经的目的主要有两类:一类为钱抄经,如寺院供养的职业抄经人,以及应买家要求而抄经的书法家。一类是为信仰抄经,他们自己是佛教徒,闲时抄经用于自存或赠送,以此为佛事。像上文提到的沃兴华教授,既不为钱,也不是佛教徒,所以他只临习古代写经书法,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抄经。我注意到刘灿铭博士近年来与寺院交往频繁,几乎每天都在抄写佛经,出版了《小楷六祖坛经卷》、《小楷金刚经卷》,博士毕业展览作品以抄经为主,最近又计划举办小楷写经专题展览,这些都表明他的兴趣所在。 品读刘灿铭博士的小楷写经,不得不佩服他对古代写经书法的深入把握。在近现代所有取法写经体的书家当中,应数他写得最纯粹。恭谨、严格、熟练、量多,这些对古代经生的要求,放在他身上也完全合适。每天坚持这种状态的书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若要问“为信仰而写经”与“为艺术而写经”的区别,恐怕首先就在于由心理状态的不同而导致的作品整体精神世界的不同。古代工艺美术中有很多让今人叹为观止的杰作,虽然当时技术手段相对落后,但某些人可以不计代价、耗尽毕生精力去完成它,所依靠的就是对宗教或皇权的信仰;而今人已经不可能如此专注于某一件事情了。当下社会中很少有书法家愿意花大量的时间来抄经,因为从时间成本上看非常不划算。只有把抄经变成自己的一种需要、一种信仰、一种坚持,才能完成这项看似不能完成的任务。刘灿铭博士的小楷写经,给予我们的启示又何止于书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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